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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做的很多事，還沒有實踐，我們就得選擇做還是不做，這時候就要靠思想市場的競爭來幫助我們做選擇，如果到實踐之后，是一種事后的檢驗，這時候可能已經犯了巨大的錯誤。”5月12日上午，張維迎在“儒商論域2014—儒商典范與財富”論壇上如此表示，“人類犯了好多的錯誤，人類歷史上非常巨大的錯誤，就是20世紀，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國家，實行了一種經濟制度，叫計劃經濟制度，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正確的理念和強的領導力
張維迎談到理念在中國改革中的應用。誰來創造這些理念？引出一個另外一個問題：領導力。最好的組合是，理念是正確的，領導力是強的，其次是理念是強的，領導力比較弱。最糟糕的是理念是錯的，但領導力很強。“為什么過去三十年取得那么大的進步？因為鄧小平有比較正確的理念又有比較強的領導力，我們未來會怎么樣？有正確的理念和強的領導力，可以完成中國法治建設和民主化的變革。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可能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張維迎以高考為例做了進一步解釋。1977年鄧小平主管教育，第一項改革是改革招生制度，由原來推薦改成高考。他認為要實行現代化沒有人才是不行的，而要有人才，大學是最重要的，而大學要做好，選拔優秀的年輕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恢復了高考。要恢復高考時，教育部長和其他官員比較左，不太認同，不斷地拖，跟鄧小平匯報說，高考來不及做，我們要做一些考核。這個報告給鄧小平，小平說，你們有能力做就做，你沒有能力做我找有能力的人做。這個領導力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未來，中國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于我們有什么樣的理念。
思想市場的自由引導社會進步
張維迎表示，理念來自思想市場，來自思想的自由競爭。人類做的很多事，還沒有實踐，我們就得選擇做還是不做，這時候就要靠思想市場的競爭來幫助我們做選擇，如果到實踐之后，是一種事后的檢驗，這時候可能已經犯了巨大的錯誤。過去30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思想市場的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思想解放運動，這對經濟學非常重要，大量的經濟改革是通過經濟學家的討論，他以親身經歷的雙軌制價格改革為例，“84年之前人們腦子里的改革就是改革調整，我當時寫的文章改變了這個理念，我說任何政府制定的價格不是合理的價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放開價格，由市場來決定。改革的思路才有一個新的方式。”張維迎總結道，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場，才能夠為我們帶來繁榮。“儒商論域2014—儒商典范與財富”論壇由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主辦，騰訊文化媒體協辦，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日本澀澤榮一紀念財團董事長澀澤雅英、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項兵、全球價值聯合基金會創始人與總裁LEISINGER， Klaus M等出席會議。
以下為演講實錄：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我今天的題目是“理念的力量”，剛才杜維明先生講了我是搞經濟學的，經濟學價值，用中國的話講就是“屁股決定腦袋”，你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就說什么樣的話做什么樣的事。我今天講的是“腦袋可能指揮屁股”，也就是說你有什么樣的想法就會影響你有什么樣的事情。在傳統的經濟學里，我們一般講人的行為就是利益支配的，而且每個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為都可以從理性的角度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并且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即除非你損害別人，沒有任何人狀況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種狀況。在我們研究社會變化中，這樣一種觀點，所有社會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會變革其實都有一種利益戰勝了另一種利益，或者是在權威人分析了變革的成本與收益，得出的一個非常理性的決策。
在一百年多數年前，英國經濟學家艾奇沃斯（注：艾奇沃斯Francis Y.Edgeworth，1845-1926，英國經濟學家，“無差異曲線”幾何分析方法的先驅者之一。）講過一句話，“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剛才我講的經濟學基本假設。但是，如此一來，其實發現了一個困惑，按照經濟學假設，每個人的行為、每個人的利益都自己知道，無論是有沒有經濟學、有沒有其他社會科學，人們的行為都是一樣的。這樣一來，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都是沒有用的，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為都是給定的，既不會因為我們有了這些學問更好也不會更壞。雖然我們沒有辦法解釋人類為什么會犯錯誤，按照經濟學假設來看，每個人的決策都沒有道理，盡管事后運氣不好，如投資虧了，但事前講沒有錯。
人類犯了好多的錯誤，人類歷史上非常巨大的錯誤，就是20世紀，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國家，實行了一種經濟制度，叫計劃經濟制度，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它也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有關，歷史唯物主義也有很多問題，好多的基本觀點沒法解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那我們沒法解釋美國生產力比中國高，其實真正應該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有什么樣的制度就可能會有什么樣的生產力。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什么階級說什么樣的話，這個也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無產階級，但是他們在為無產階級說話。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有一句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如果槍桿子里出政權，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能被推翻，因為所有的槍桿子一定在統治階級手里面，但是不斷有政權被推翻。所以，好多人的行為和變革并不是簡單的利益決定的。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今天強調理念的重要性，這個觀點也不新，至少我們可以找到兩百多年前大衛休默，他是位哲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說，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是由觀念支配的。幾十年前，凱恩斯講過類似的話，他說經濟學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論正確與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是由他們支配的，無論好壞，威脅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跟凱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場上的另一位經濟學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師，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他講過類似的話：“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頭腦的理論、學術、信條和心態之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除開心智之外，沒有一物是真實的或實質性的。”一般認為社會學說的沖突是因為利益的沖突，如果這種理論成立的話，人類的合作就沒有希望了。我們來看一下歷史和事實。人類歷史上很多變革，不是一種利益戰勝另一種利益，而是一種思想、主義戰勝另一種主義和思想，或者新的理念戰勝舊的理念，也可以說理念戰勝利益。許多變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勝利，實際上是理念的勝利。好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農民的利益戰勝了地主的利益，而是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其他的主義，所以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
再看一下歷史，華盛頓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國這樣一個體制，他沒有當皇帝，當總統也只當了兩屆，顯然不能從利益角度看，只能從理念角度來看。鄧小平領導的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與理念。法國大革命，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理念的產物，而這些理念的創造者很多人是貴族階級，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很多時出身于貴族或者受到貴族的支持。如盧梭的30%通信者、伏爾泰的50%都來自貴族。中國共產黨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共產黨的創始人沒有什么工人階級。這也是這么一種理念的力量。也就是說這些出身于統治階級的人為什么要起來革命？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種理念，這種理念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馬克思主義的理念�，F在我們可以說廢奴運動也不是黑人運動，很大程度上是白人運動，在中國則有婦女放腳，在歷史上的一段時期內，漢族婦女纏腳，腳越小越美。一百多年前，號召婦女放腳的是男人，非婦女本身�？涤袨檫@樣一些人領導了這場運動。他們為什么要發起婦女放腳？因為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理念，婦女長腳使中國人世界人面前抬不起頭來，認為我們是野蠻的、落后的民族。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關系？簡單說，前面講的經濟學，假定每個人知道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利益本身由理念構造，也就是說什么是我們自己的理念，利益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客觀的標準，而是依賴于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思想、什么樣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說，在幾十年前，當農民認識到他的利益和地主階級利益的沖突，或者工人認識到他的利益和資本家是沖突的，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就可以得到了解放，馬克思講的，失去只有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他們就起來鬧革命。
人們的利益不僅僅是物質利益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人們的利益不僅僅是物質利益，不像我們經濟學所狹義假設地那樣，我們有很多非物質的利益，這些非物質的利益，他們理念的敏感程度就會更高。好比說我們生活在社會中，要重視我們的名望，也就是說別人怎么看待我們，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聲譽，我們做的事要正當，而什么事正當？什么事不正當？這樣的理念一定會影響我們怎么去行為，所以我說非物質利益這方面對人們理念的依賴程度或者敏感程度就會更高。關于利益問題，在經濟學里長期以來定義得比較狹義：物質主義的利益。經濟學說人追求幸福，這個幸福是滿足很多物質的一種欲望，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有局限性。我們知道，人是唯一理性的動物，什么叫理性的動物？我們做事是有目的的，是有計劃的，不是完全憑本能做事，我們是根據自己相信的東西，我們認識到應該采取某種行動的東西來采取行動。這就是一般講的人作為理性動物的含義。
如果一個人是理性的話，我們知道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個正當性的理由。這樣的話就追溯到我們人生活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們知道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曾講過這個問題。在兩百年前，康德也探討過這個問題，他認為人類本職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這個幸福和完善與快樂不一樣。幸福對個人所追求目標的和諧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人的道德和在肉體上的一種潛能。我理解這個，和亞里士多德講的含義是一樣的，人類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潛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經濟學上傳統地定義理性人比較狹義，是效益最大化。簡單講，效益主要歸咎于人的一種物質性需求。再進一步看，我們可以把人類追求幸福，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角度進行延伸。時間很簡單，比如今天在這里開會，并不是就這一件事考慮這件事，而是放在一生中，今天做的事可能影響我們的未來，我們一定不會簡單地按照短期利益來決策。人類考慮的很多問題，超出了我們生命的長度。好比說在座各位想一下，假如你死之后，沒有替你收尸，沒有人參加你的追悼會，你現在可能會非常難受。而不是說我死不管它，尸體拋在哪里沒有關系。人類不是這樣的。我講的是，我們對于幸福的追求絕對不是短期的，所以有時候，為了生后的名聲啊，愿意忍受身生前的痛苦。也就是說，為了長遠的幸福而放棄了短期的享受。
當然我們知道人類也有一個弱點，這個弱點是我們近視，看近處的東西比遠處要大。未來一塊田肯定不是今天的一塊田。但作為理性人來講要克服這樣的東西，要更為理性地考慮未來那個東西，未來的東西不像我們現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東西不像我們現在看上去那么大，這樣才能做出一個更好的決策。另外是一個空間維度，人是社會動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和別人的關系，或者對你的看法。如你的名譽、權利等，這些都會影響你的行為，你認為做某種事是不對的，做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質的好處，但會受到別人的譴責，這時候就減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會做它。所以這樣非物質的信念對人的理念更為敏感，有什么樣的正義觀念決定你采取什么樣的行動。(《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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