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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改革的最大風險是不改革，是沒有重大的改革。我們所面臨的風險，影子銀行、地方債務、房地產泡沫，都是因為不改革的產物。這些風險都是需要改革來進行克服的�，F在三中全會以后，幾百條要改革，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最重要的是中央層面大家都在附議過程，如果去了地方、去了企業、去了社會，大家對這個改革還是無動于衷。我最近跑了很多地方去看和關心中國改革執行的問題。改革的頂層設計下面是執行。我為什么擔心中國下一步的風險還是會來自不改革的局面呢？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基于自己實際的觀察。
這里面有幾個矛盾，第一個矛盾是權力集中與改革之間的矛盾。因為現在的改革需要權力集中，因為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權力不集中就會動不了既得利益。但是以前80、90年代的改革都是分權進行的，集權了改革會產生很多的矛盾，很多地方的領導人說權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我就等著，從一個分權的改革轉向一個集權式的改革，我想這里面至少有一個成本需要領導人來做調整。李克強總理說對大部分官員權力還是需要的，可能就是已經發現了這個情況。這個是需要大家調整的。
第二個矛盾是反腐敗與改革之間的矛盾。反腐敗特別需要，因為中國腐敗很嚴重，腐敗嚴重了以后就會影響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影響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對政府不信任了，再好的改革也沒用�，F在政府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挺好,但因為缺少社會的信任就會很麻煩。改革需要有人干活和做事情，但因為反腐敗，我發覺各個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級以上的干部，，整天很擔心，靜觀其變。他不知道我明天會不會被拎起來，感覺到很大的不確定。改革是要涉及到周邊很多人的利益的，你要改革很多人就要找你茬，挖你的老底。甚至我發現有個別省份為了反腐搞清廉已經開始搞“負面清單”，內容都是領導干部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有些地方，這個“負面清單”很長。個別省份規定，主要省的領導干部省委書記、省長，不能管人事、不能管財政，不要管重大的項目。我是覺得廉政當然重要，但是你要干活，用不干活保持清廉這不算你的本事。占了那么多好的位置又不干活保持清廉，這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腐敗。改革需要有人來推動，這樣的情況我是蠻擔心的。我覺得我們的思路要變一下。
第三，我們改革的主體還不是很明確。中央政府是頂層設計的主體，中央政府當然自己也是一個技術的主體，中央層面的很多的地方，財政稅收和貨幣政策都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可是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還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還是社會�，F在我們講改革要宣傳和宣講，但我看中國改革的歷史上，需要通過宣講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多。80年代中國生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地方選舉和民主，村民自治，90年代國企民營化都不需要宣講，中央沒動起來地方就已經動起來了，這樣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所以我們強調改革的頂層設計，一定要把地方企業和社會等改革的主體和動力結合起來。
最后，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改革跟社會之間的矛盾�，F在的改革有幾百條，可是中國社會現在的耐心已經越來越沒有了。以前的分權式改革，不知道誰在負責，現在的集權式的改革大家都知道誰要負責任。如果兩三年中國改革不出成果，社會的壓力還會加大�，F在改革的國際環境并不好，各個地方都在激進化。所以我覺得改革還是要找突破口，沒有一個人將幾百點改革一起推進。突破口當然要考慮經濟的增長，更需要老百姓得到確確實實的好處。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處的改革，我想越激進、越改革，這個社會就越不穩定。所以我覺得社會改革還是比經濟改革更重要。 |
